前天（2019年6月4日），两位慕名而来的家长朋友对大果儿童情商咨询室内挂的一幅错觉图形大师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1898年6月17日-1972年3月27日）于1960年7月完成的木刻版画《天堂和地狱》（Circle Limit IV）感兴趣，这让石榴老师不禁想起了心理学上的著名效应——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
路西法效应
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是指受到特定情境或氛围的影响，人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一面，路西法效应体现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说到路西法效应，我们不得不提一位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1933年3月23日——），这位心理学大师师从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于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菲利普·津巴多曾担任美国心理学会（APA）主席，以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编写大学心理学教材而著称，自1968年起一直担任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现已退休。
菲利普·津巴多在其著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一书中详尽描述了1971年他所做的一项模拟心理实验，这项实验后来被人们称为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
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夏天，为了验证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年仅38岁的菲利普·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招募广告： “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15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有70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心理学和医学测试，24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遵纪守法的年轻大学生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9名学生以三人一组轮班担任“看守”（guard）的角色，另9名学生则担任监狱中的“囚犯”（prisoner），余下6名作为实验候补。
为了让情境更加逼真，斯坦福大学一栋教学楼的地下室被改造成了监狱，“看守”们配发了警棍、手铐、警服、特殊的太阳镜、哨子；犯人们则“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由真正的警察从家中将他们逮捕，被拷上手铐，戴上牛皮纸头套，而执行逮捕行动的是同意与津巴多合作进行实验的加州帕洛阿托（Palo Alto , California , U.S.A. ）警方，面对呼啸而去的警方，不明就里的邻里大为惊讶；之后“犯人”们被要求剃掉头发、录指纹、拍照、剥光衣服，穿囚服（像连衣裙一样的罩衫），右脚戴脚镣，关在6×9英尺的狭窄牢房，不许使用自己的名字，只能使用数字代号作为自己的身份，并被要求服从监狱的管理。充当看守的志愿者，没有进行培训如何做狱警，只是被告知可以做任何维持监狱秩序和法律的事情。看守3个人一组，每组工作8个小时（其他警卫随叫随到），三组轮换。
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6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看守”们开始行使自己的管理职责，显示出虐待狂病态人格，他们蔑视、折磨、羞辱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犯人，随着“囚犯”变得更加顺从，“看守”变得更具侵略性和自信；而“囚犯”们则逐渐出现了和真正监狱中首次入狱的犯人非常相似的反应，显示出极端被动和沮丧，他们逐渐变得服从，逐渐认同了自己的犯人身份，甚至试图找到取悦“看守”的方法，比如讲述囚犯的故事，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步步地超过了预设的界限，通向危险和造成心理伤害的情形。
例如，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作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遭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几乎所有人都逐渐进入了自己的角色，犯人的父母在接见时间到来时，会怯生生地问看守“可以开始了么?”，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才会开始交谈；就连菲利普·津巴多教授本人也陷入到了自己“监狱长” （prison warden）的角色中，在实验结束后，通过回看实验录像，他发现自己在监狱中走动时下意识地背着双手，而这正是将自己当做监狱最高管理者的典型体态语言。
由于所有人都过度地投入到了自己在这种氛围中的角色，模拟监狱体现出了真正监狱中才会有的情形，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仿佛自己真的被定罪了一般，低落脆弱，心理上受到严重创伤，为了防止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为期两周的试验仅仅进行了六天于1971年8月20日被强行终止，但是“看守”们却不愿意这么快就结束实验，他们似乎很享受自己在过去几天中的角色——残暴的狱卒。
后来，菲利普·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Lucifer）最后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撒旦），被赶出天堂——来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析“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证实了隐藏在人性中的恶的一面，人性中的恶在特定的情形下会被释放出来。30多年后的2003年，美军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 Prison）虐囚案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结果高度相似。
2015年，美国导演凯尔·帕特里克·奥瓦内兹（Kyle Patrick Alvarez）执导的电影《斯坦福监狱实验》（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生动地再现了1971年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情形，让人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会不会使我们像上帝最钟爱的天使路西法那样不知不觉中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的事，从而堕落成为魔鬼？我们如何抗拒情境影响力呢？
路西法效应——天使与恶魔
教师常常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而，近几年，“虐童事件”屡现报端，是怎样的“情境力量”让天使般的人民教师一步步变成“虐童恶魔”的呢？为什么她们再做出了严重侮辱和伤害孩子的恶行之后，并没有像常人一样感到内疚与忏悔呢？甚至是当她们离开作恶场所之后，面对生活中的其他人，依然表现得温和而友好，让人根本无法想象眼前竟是一名双手沾满罪孽之人。
“喂芥末”、“喷消毒水”、“扎针”、“拳打脚踢”、“灌安眠药”和“扇耳光”等极端手段总是能够快速制止孩子的不当举止，久而久之却让孩子变得更加难以管束了。这时，“虐童恶魔”们会更加讨厌孩子，觉得孩子的打闹、“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等行为更加难以忍受，于是又“发掘”出了更多更加变态的招数。在这种长期的演练之下，“狼师”们渐渐认定了自己的身份定位，既然孩子这么顽劣不可救药，那么自己的行为必然是正确的，甚至还是正义的。随之所意识到的，是自己在面对孩子时一种膨胀的权力感，她们完全沉浸在对自身优越感的品味和把玩之中，把本应受到悉心照料和淳淳教导的孩子，变成她们可以随意消遣、解闷，甚至是获得快感的“取乐工具”——一群可以任由其摆布的“囚犯”。
2012年，轰动一时的温岭幼儿园虐童事件主角“狼师”颜某一句“有点不认识自己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蒙昧、昏惑的认知状态。并且，正如津巴多教授所描述那样，她把“进行虐童行为的自己”，和“普通状态下的自己”，从心理上完全分割开了——“觉得自己做得不对，觉得根本不认识那个时候的自己，甚至也不知道现在的自己到底是谁了。”长期以来，学生把老师看作权威，学生（包括一些家长）扮演的多是“遵从角色”，这种不对等关系的后果是造成了师生间的隔阂，影响了师生间的交往，甚至可能造成一些“弑师”、“虐童”惨剧的发生。
“天使”在特定情境的作用下“顺理成章”地变成了“恶魔”。路西法效应不仅存在于一些虐童事件中，也可能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很多人或者自己身上。环视我们周围，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曾经和我们关系非常要好的人，即便是曾经的发小、室友、同事、生意伙伴，当有一天我们和他们或者他们和我们之间在经济实力、社会地位、领导关系等方面发生较大的反差时，双方交谈的腔调、语气、体态语言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时位之移人也”。
路西法效应告诉我们：在“情境力量”的作用下，个体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行事，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我意识，人云亦云，不辨是非，盲目从众，被一些错误言论影响、感染、蛊惑，集体自嗨，丧失了一个人最基本的自我决断力。如何抗拒情境影响力呢？引用《小王子》那句经典台词：“用心去看才看得清楚，本质的东西用肉眼是看不见的。”
明后天是一年一度的高考日，石榴老师祝莘莘学子们“个个考出好成绩，人人都超清北线”！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路西法效应！
